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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（第9页）

我俩无法达成一致。

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，我才没拂袖而去。

我留下没走，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。

这位秘书名叫福罗先生，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。

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。

福罗发现自己是与一个疯子在共事，便把他给撂在那儿了。

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甫，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，胜任不了秘书工作，因此又来求我。

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人，把我哄得团团转，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，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，外加二十金路易的旅费，因此，我便动身了。

到了里昂，我真想取道塞尼山，顺便去看看可怜的妈妈。

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，在土伦乘船过海了，因为一方面，战端已起（）②，并且也想节省一点，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去取通行证，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，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。

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，接二连三地写信催我赶快去，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搁了。

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。

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，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，致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越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，被检疫隔离了二十一天。

乘客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检疫站，但我们被告知说，检疫站家徒四壁，还没来得及布置。

大家便都选择留在船上。

难耐的闷热、狭窄的空间、无法走动和虱蚤的叮咬，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。

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房里，里面空空如也，既无窗、床、桌、椅，也无一只凳子可坐，一点干草可躺。

有人把我的大衣、睡袋、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，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，我便一人待在里面，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，楼上楼下地乱窜，到处都空无一人，荡然无物。

这一切并没使我因选择了检疫站却没留在船上而感到后悔。

我像个新鲁滨孙似的动手安排我二十一天的生活，就像我要在此过一辈子一样。

我先是饶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。

当我把浑身的新旧衣服换了个透彻，终于没一个虱子之后，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。

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，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，用睡衣当被子，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。

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，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。

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，把所带的十多本书码放好了。

总之，我布置得非常之好，除了没有帘子和窗户而外，在这个空无一物的检疫站里，我几乎同在维尔德莱街网球场附近的家里一样舒适。

有人非常郑重其事地为我送饭，两个枪上刺刀的掷弹兵护送着送饭来。

楼梯是我的餐厅，楼梯口当我的桌子，梯级是我的坐凳，饭菜摆好之后，送饭人一边退下一边摇铃，告诉我可以入席了。

两餐饭之间，当我不读不写，又不布置房间的时候，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，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顶塔，可以眺望船只进进出出。

我就这样过了两周，要不是法国使节戎维尔（）①先生给我缩短了一周，我本会在那儿过满二十一天而一刻也不会感到厌烦的。

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来的，信是蘸了醋，涂过香料，熏得半焦了的。

余下的几天我是在他家度过的。

实话实说，在他家比在检疫站舒服得多。

他待我亲切有加。

他的秘书杜邦是个好小伙子，带我去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家人家，玩得挺开心。

因此，我同他相交上了，而且通了很长时间的信。

我穿过伦巴第，继续愉快地前行。

我途经米兰、维罗纳、布雷西亚、帕多瓦，最后到了威尼斯。

大使先生都等急了。

我面前放着一堆堆的公文，有宫廷发来的，也有其他大使馆发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