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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户时代（第2页）

主要负责管理将军直属的武将“旗本”

以及家臣“御家人”

；“奏者番”

是礼仪官，负责幕府所用礼仪事项；“高家”

是“老中”

的属官，掌管幕府的典章；“大目付”

也是“老中”

的属官，主要负责对各地大名的监察；“町奉行”

负责掌管江户城内的民政与刑事事务；与其同为一级的“勘定奉行”

负责幕府的财政；寺社奉行主管全国的寺院和神社。

在地方机构方面，德川幕府设置了京都所司代、大阪城代以及骏府城代。

京都所司代负责京都警卫，对皇室与关西大名进行监视，并管理畿内的幕府直辖地，是地方官职中职权最高的官位；大阪城代是幕府派驻到大阪的最高官员，全面负责大阪城的内外事务，包括军事指挥权及诉讼裁断权，由德川幕府的重要家臣担任；骏府城代是骏府的最高官员，其职责与大阪城代相同。

这些地方官员的下属统称为远国奉行，由“老中”

统辖。

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，德川幕府也加强了对各地大名的控制。

1615年，德川幕府颁布了《武家诸法度》，规定各地大名要在一定期间轮流来江户参觐，对参觐时的随员数量也作出了具体规定。

1635年，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修订《武家诸法度》后，对大名参觐制度进行了完善，修订后的《法度》规定：全国大名一年当中必须有一半时间留住江户，辅佐将军，期满后可回自己的领国，但是随其而来的妻小家眷以及重要的家臣还要继续留在江户，实际上成了德川幕府的人质。

《法度》还规定各地大名在江户的住所要自行修建，供养妻小家臣的费用及参觐的路费，也都由大名自己承担。

幕府的这一规定不仅有效监管了大名的行为，也削弱了大名的经济实力，令其很难反抗幕府。

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，原本为了加强对大名的监管，制定了参觐制度，但是随着大名每年定期来到江户，且随行有大量的家臣和侍从，这些人长久住在江户，极大地促进了江户地区商业、娱乐业的发展，也间接带动了文艺的兴起，并最终发展成为独具日本特色的艺术形式。

现代日本的传统文化，诸如茶道、花道、相扑、艺伎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并成形的。

德川幕府相较于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，其权威和统治力更甚一筹，这不仅来自于幕府强大的军事力量，也与其拥有的巨大财富分不开。

当时全国的土地总收入约为3000万石，而幕府单从直辖领地就能收获700万石的年贡，这还不包括各地大名交纳的年贡。

除了从土地上获取巨大收入，幕府还将触角伸向了江户、大阪、长崎这些大城市，从这些城市的各类税赋中抽取一定比例的数额。

此外，幕府还控制了矿山的开采权和对外贸易。

江户时代的身份等级制度在沿袭丰臣秀吉制定的《身份统制令》的基础上，有了更进一步的细化，其规定也较原有的统制令严格。

比如士、农、工、商中的商人，虽然属于富裕阶层，但德川幕府特意规定，商人不准穿戴华丽昂贵的衣服，只能身披简单粗陋的服饰，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手工业者。

当时，商人和手工业者都居住在依各地方大名居住的主城而建的市镇里，这些市镇被称作“城下町”

，商业和手工业者因此也成为“町人”

。

在“町人”

之下，还有一个“贱民”

阶层，他们多为罪犯之后，被划定在特定区域生活，从事最为人瞧不起的行当，而且不能与别的阶层通婚。

这样，贱民阶层只能在内部自我发展，子孙后代也不能脱离这一身份，形成了日本社会特殊的群落现象。

因对外贸易的需要，德川幕府初期实行的是开放政策，外国人能在日本自由从事商业活动，由幕府特许从事对外贸易的日本豪商也能长期驻留国外。

然而因为西方传教士活动日益频繁，在普通老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深厚，严重威胁了幕府的统治基础，德川幕府决定像丰臣秀吉那样对基督教及其传教士进行驱逐。

1612年，也就是在国内还存在反对德川氏统治的势力时，德川幕府就颁布法令，强令信仰天主教的老百姓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，要求他们只信仰自己本国的宗教——神道教。

不愿意改变天主教信仰的百姓纷纷起来反对幕府的这一法令，但迎接他们的是幕府冰冷的刀枪。

这些百姓不是被判重刑就是被活活吊死，有的则沦为各地大名的奴隶。

为了保全自己和全家的性命，一些人纷纷向幕府低头，并将家中有关天主教的物品全部烧毁。